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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 | 赵云田等编著《清宫图典—出巡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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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图典—出巡卷》书影

 故宫出版社2019年12月版,2020年11月印出。 

 

 

前 言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最高统治者离开都城到自己所统治地区出巡的现象。《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这里的巡狩,也称巡幸,实际上就是出巡。秦朝建立以后,中国产生了皇帝,皇帝出巡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从秦始皇开始,历朝历代皇帝为了巩固统治,都曾出巡。不过,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出巡次数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也有所区别,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这些统一王朝的皇帝,相比较而言出巡活动更为突出,但是,如果和清朝的皇帝相比,他们又逊色了很多。

 

    首先,清朝前期,或劝文教,或励武功,或谒陵拜祖,或阅视河工,或考察吏治,或省方问俗,或乐山乐水,皇帝出巡的次数非常之多。

 

    顺治帝在位18年(1644—1661),他曾出巡内蒙古1次,去南苑20次,猎于近郊2次,到南台射箭2次。

 

    康熙帝在位61年(1662—1722),他曾108次巡视京畿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谒孝陵。此外,他还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

 

    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1723—1735),主要精力放在了整顿吏治和财政改革,一直不曾远行,可以算作出巡的只有谒东陵7次。

 

    乾隆帝在位60年(1736—1795),又当太上皇3年多(1796—1799),他曾80次巡视京畿,其中包括44次拜谒东、西陵,17次到南苑行围,13次登盘山,6次出巡天津。此外,他1次到河南,5次去山东祭孔祀岱,6次西巡五台山,4次东巡盛京,52次北狩,6次南巡江浙。

 

    嘉庆帝在位25年(1796—1820),他48次巡幸京畿地区,包括11次去西陵,24次去东陵,2次去明陵(这里指明成祖、宣宗、孝宗陵),10次去南苑,1次去盘山,1次去天津。此外,还有19次北狩,2次东去盛京,1次西去五台山。

 

    道光帝在位30年(1821—1850)。他15次去西陵,9次去东陵,12次到南苑,1次去明陵,1次东去盛京。

 

    综上所述可见,康熙、乾隆两帝出巡的次数最多,所到地方也最远,应与当时清朝国势强盛,亦即人们所称“康乾盛世”有关。嘉庆帝以后再无南巡,此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清朝割地赔款,国势愈衰,经济上缺乏支撑,社会环境也缺乏保障,皇帝再没有出巡、特别是远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了。

 

    其次,清朝皇帝出巡的相关制度比较完备,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机构。皇帝出巡需要进行认真筹备,清代设置专门机构协调各方面工作。如乾隆帝一般在事前指定亲王一人担任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负责全面筹划安排出巡活动。

 

    二是仪仗。清代皇帝出巡所使用的骑驾卤簿,具体由掌管皇帝车驾仪仗的銮仪卫负责。銮仪卫同时负责皇帝出巡的安全保卫。

 

    三是御道。康熙帝对出巡道路没有太多要求,但地方官通常会采取措施进行修整、维护。从乾隆帝开始,对御道的要求严格起来,一般要取直,少走弯路,还要碾压坚实,让道路尽量平坦,并多备水缸,随时洒泼道路。  

 

    四是行宫。行宫是京城以外供皇帝出巡时居住的场所,一般都分左中右三宫院,又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最大的行宫当属承德避暑山庄,用了80多年时间才最后建成,占地面积8400余亩。

 

    五是行在。皇帝出巡所在的地方称行在,亦指皇帝出巡时对政务的处理。清代皇帝出巡,京师各中央机构都要派员随行,在出巡过程中协助皇帝处理有关政务。

 

    六是谒陵。清代皇帝的陵寝主要分三处。一处在关外盛京,由作为祖陵的永陵和努尔哈赤福陵、皇太极昭陵组成。另两处则是直隶遵化的东陵和易县的西陵。按清朝规制,皇帝谒陵有固定程序,包括行谒见礼、大祭礼、大飨礼、三跪九叩礼等。

 

    七是祭祀。清朝规定,皇帝出巡时所经过的名山要亲自祭祀,不能亲自去的,也要派遣大臣前去祭祀。途经的帝王陵寝、圣贤忠烈及名臣祠墓,凡在30里地以内的,也要派官员祭祀。

 

    八是礼佛。康熙、乾隆、嘉庆皇帝共11次西巡五台山礼佛,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态度。此外,在清宫中,也有礼佛的场所。

 

    九是行围。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帝多次去南苑行围。康熙二十年(1681),设立木兰围场,开始举行秋狝大典,行围规制更加详密。乾隆帝时,木兰秋狝达到高潮。

 

    十是阅兵。这一制度始自顺治十三年(1656),地点在京城南苑,时间是3年一次。康熙帝时,不再限于南苑一地,时间上也不再以3年为限。阅兵内容包括列队、鸣枪发号、骑射、赏赐等。

 

    十一是回避。回避是皇帝出巡时一般百姓要遵守的制度。清朝皇帝虽然要求臣下执行这一制度,但同时也希望接触百姓,显示天子威仪,所以通常都谕示有关官员,要尽可能地让百姓在路旁或河岸边跪伏观瞻,不可过多阻止。

 

    十二是颁赏与进献。清朝皇帝出巡时,一般都要蠲免所经地方的地丁钱粮,赏赐兵士银两,对各级官员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赏赐物品。另一方面,各级官员给皇帝的进献不但量大,而且质高,从《乾隆南巡御档》来看,进献的物品包括名帖、名画、珍珠、玉器、瓷器、书籍、古砚、西洋珐琅刀、西洋自鸣钟表等。

 

    第三,清朝皇帝出巡的历史作用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以及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维系了江南汉族士民对清廷的向心力。减免赋税照顾到普通百姓的利益,也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通过行围阅兵加强威慑,显示了清廷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力量,对于加速统一西北边疆起到重要作用。西巡礼佛,则有利于蒙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是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南巡在治河和修筑浙江海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江南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扬州、苏州、江宁、杭州等城市也日益繁荣。通过东巡,在东北地区鼓励垦荒,剔除过重的差徭,有利于东北边疆的生产发展。在盛京等地区执行奖励文教的措施,推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进步。

 

    三是融洽了民族关系。清朝皇帝北狩,在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的活动中,有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加。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和六世班禅喇嘛,使满族贵族和蒙、藏等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更为融洽。

 

    四是抵御了外来侵略。康熙帝出巡东北过程中,加强水师建设,充实水陆军事力量,为最终反击俄国入侵做了政治和军事准备,也为赢得雅克萨之战创造了条件。

 

    当然,清朝皇帝的出巡活动也有不少负作用,如靡费钱财,扰害百姓,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贪污腐败。乾隆帝退位后,曾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卷三五七,列传一四四,《吴熊光传》)。这应是他发自内心的反省。

 

    清帝出巡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以下,让我们从南巡、北狩、东巡、西巡、鲁豫行、京畿行六个方面,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南巡篇

 

    康熙帝和乾隆帝各有六次南巡,从京师前往江浙一带。

 

    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 总计60天。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八日至三月十九日,总计71天。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1699)二月初三日至五月十七日,总计103天。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1703)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总计59天。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1705)二月初九日至闰四月二十八日,总计109天。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1707)正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二日,总计118天。康熙帝六次南巡累计时间是520天。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是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至五月初四日,总计110天。第二次南巡是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总计105天。第三次南巡是二十七年(1762)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总计112天。第四次南巡是三十年(1765)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总计125天。第五次南巡是四十五年(1780)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总计111天。第六次南巡是四十九年(1784)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总计121天。乾隆帝六次南巡累计时间684天。

 

    康熙帝和乾隆帝南巡有时走陆路,有时走水程。一般的路线是:离开京城后,经过直隶、山东两省,前往江南(江苏)、浙江。在江浙沿途经过的重要地方有江苏淮安、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江宁(今南京),浙江杭州、会稽、海宁等地。

 

    康熙帝和乾隆帝南巡的主要目的是阅视河工,修建浙江海塘,解决水患;省方问俗,了解民间疾苦,缓和社会矛盾;阅兵察吏,汰劣迁优,加强地方统治;加恩士绅,稳定江南,消除潜在危机。当然,欣赏沿途和江南的名胜古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康熙帝、乾隆帝南巡,一是维护了清朝社会的稳定。其中包括根治水害,维护了百姓生活的安定;调整政策,增加了民间的向心力。二是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包括对沿途所经过地方普遍蠲免钱粮,减轻了百姓负担,恢复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进步;三部藏于江南的《四库全书》,允许士子借阅,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当然,南巡的负面作用也很明显,尤其是乾隆帝南巡,讲究排场,追求舒适,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滋长了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败。

 

 北狩篇 

 

    清代皇帝的北狩,指的是巡幸塞外,到木兰围场狩猎,因此,北狩与木兰围场的设立有密切关系。满族贵族入据中原以后,对蒙古族王公“从龙入关”的功绩念念不忘,于是便北巡至塞外,进一步巩固他们之间政治上的同盟,这是新形势下清朝统治者抚绥蒙古王公的一种形式。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康熙帝第二次北巡过程中,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蒙古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木兰围场。满语谓哨鹿曰木兰,围场为哨鹿所在,故此得名。

 

    北狩和清朝统治者发扬肆武习劳的传统习俗也密切相关。行围肆武,原本就是满族旧有的习俗,所以,康熙帝非常强调通过行围狩猎训练军队。木兰围场的设立,正好给八旗军提供了一个大规模训练的场所。

北狩还是围班制度的重要内容。原来,在顺治五年(1648),清朝制定了年班制度,规定蒙古王公准于年节来京,觐见皇帝,瞻仰圣颜。顺治六年,又具体规定:年班来朝的蒙古王公,每年定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后、二十五日以前到齐。后来,蒙古族以外的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要年节来京。由于年班来朝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开始实行分班轮换,有的两年一次来京,有的三年一次来京,再后来,更规定有四年、五年、甚至六年一次来京的。由于有的少数民族王公因为没有出痘,在天气酷热、京城痘疹盛行时,不能来京,所以,在木兰围场设置后,就去木兰围场参加行围狩猎,在那里觐见皇帝,这就产生了围班制度。围班的班次和年班相对应,凡年班不能来京城的,就参加围班,到木兰围场去。这样,木兰围场便成为清朝皇帝抚绥西北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最好的场所。

 

    清代皇帝到木兰围场狩猎时,一定要去避暑山庄驻跸,所以,避暑山庄的修建和清帝北狩也有密切关系。避暑山庄也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本是众多北巡御道上行宫中的一个,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修建,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基本建成,逐渐成为清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康熙帝、乾隆帝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少数民族事务的,都在这里举行。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麓,分布着宏伟壮观的寺庙群,这就是外八庙,是当时清政府为了团结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上层人士,利用宗教作为笼络手段而修建的。

 

    木兰围场设立后,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多次北狩。道光四年(1824)正月,道光帝命停止木兰秋狝。木兰秋狝的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的过程。

 

 东巡篇 

 

    清帝东巡,指的是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到东北拜谒祖陵—永陵、福陵和昭陵,以及此一期间的各种活动,包括巡省地方、加强军备、发展生产、奖励文教、察吏安民等内容。

 

    最早想去拜谒祖陵的是顺治帝。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特降谕旨,表示思念远在天涯的祖宗陵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定要选择吉日出行,心中方才安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成行,并在顺治十八年(1661)二十四岁时因患天花病离开了人世。

 

    康熙帝三次东巡到盛京谒陵,分别在康熙十年(1671)、二十一年(1682)、三十七年(1698)。他首次东巡的路线是经直隶出山海关,沿途行围狩猎,拜谒福陵和昭陵后,在盛京皇宫举行庆祝和颁赏活动。康熙帝第二次东巡,路线与第一次相同,不同的是在祭祀福陵和昭陵后,还北上祭祀了永陵,并远抵吉林,视察了松花江水师战舰及沿岸军备情况。康熙帝第三东巡,路线是出口外,经承德走内蒙古牧区,到了喀喇沁和科尔沁王公的府第。

 

    乾隆帝四次东巡到盛京谒陵,分别在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前两次东巡的路线,是出木兰围场后,走内蒙古牧区,也到了科尔沁王公的府第。在拜谒永陵、福陵和昭陵后,在盛京皇宫举行盛大的庆祝和颁赏活动,还在清宁宫祭神。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第二次东巡,在拜谒三陵之前,还北上到了吉林城。乾隆帝第三次东巡,走的是山海关路线;第四次则是从承德避暑山庄出发,沿途驻跸行宫,到达盛京。

 

    嘉庆帝两次东巡到盛京谒陵,分别在嘉庆十年(1805)、二十三年(1818)。嘉庆帝东巡,走的是山海关路线,到三陵谒祖,在清宁宫祭祀,在崇政殿行庆贺礼,在大政殿进行筵宴活动,这些都和他的先辈一样。

 

    道光帝只有一次东去盛京谒陵,时间是道光九年(1829)。他走的路线和乾隆帝第三次东巡、嘉庆帝两次东巡的路线基本一致,由京师经山海关直接前往盛京。在拜谒三陵以后,在盛京宫殿内举行庆贺仪式、筵宴活动,以及清宁宫祭神。当然,也有一定的赏赐。

 

    清帝东巡寄托着对先世的怀念,以及对自身的激励。康熙帝在出巡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为抵御沙俄侵略、加强边防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沿途访询民间疾苦、奖励农垦、发展生产,对于开发建设东北边疆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乾隆帝出巡东北,特别注意奖励文教,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东北边疆文教事业的发展。他在内蒙古地区加强和蒙古王公的联系,有利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嘉庆帝东巡期间,清朝国力已经衰微,他虽然严惩庸员酷吏,调整政策,减轻人民负担,但是,老百姓实际上并没有从中获益。道光帝东巡时,清朝已经江河日下,弊端丛生,矛盾重重,谒陵不过是勉强的循例之举罢了。

 

西巡篇

 

    清朝皇帝的西巡,是指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到山西五台山的巡幸活动。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由一系列大山和高峰组成,其中五座高峰峰顶平坦宽阔,有如垒土之台,故名五台山。五台山因台顶常年积雪,即使是盛夏季节,这里的气候也非常凉爽,所以又名清凉山。

早在东汉永平年间(58—75),五台山已有寺庙建筑;到南北朝北魏时期(386—534),已建寺庙二百多所。清代,随着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有的汉地寺庙(俗称青庙)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俗称黄庙),并且还新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这样就出现了青、黄二庙各具特色,汉、藏、蒙、满各族僧众和睦相处的佛地风貌,受到藏族和蒙古族的尊崇。

 

    康熙帝五次西巡五台山,时间分别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九月,三十七年(1698)正月,四十一年(1702)正月,四十九年(1710)二月。康熙帝西巡,一般是从京城启行,经涞水县、易州、满城县、唐县、真定府,到达五台山后驻跸菩萨顶。五次西巡,康熙帝除了建祝太皇太后延寿道场外,还先后向各寺庙赐梵文藏经两部、匾额五十四块,碑文二十余道,修葺寺院二十余所,赠送漆金佛菩萨像七尊,做各种法会八次,敕赐金银六千余两,资送珍物无数。

 

    乾隆帝六次西巡五台山,时间分别在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十五年(1750)二月、二十六年(1761)二月、四十六年(1781)二月、五十一年(1786)二月、五十七年(1792)三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主要原因,是利用藏传佛教怀柔蒙古和西藏地区。西巡五台山期间,乾隆帝除在菩萨顶建醮讲经外,还供奉菩萨顶并台麓寺佛前御书《心经》、佛塔各一轴,墨刻《心经》、佛塔、水月观音、童子观音各一卷,墨刻《金刚经》、佛塔各两轴,糁金无垢文珠菩萨两尊,糁金孺童文殊菩萨一尊;罗睺寺、玉花池、寿宁寺、般若寺、镇海寺、七佛寺、殊像寺、三泉寺墨刻《心经》、水月观音、童子观音各一卷;菩萨顶镀金镶嵌坛城、镀金菱花盘、彩漆挑杆、吉祥法琅把盏、花瓶、荷叶碗、黄罗宝盖等;台麓寺银八宝、镀金菊花盘等。恩赏各寺庙香银一千零八十五两;菩萨顶喇嘛克食、蟒袍、蟒缎、珠子、貂皮、宫用缎、彭缎等;众僧银七百九十余两,瓢珠一边零八盘,哈达四百四十块;台麓寺帑金三千一百八十两,喇嘛蟒袍、缎子、众僧蟒袍等;罗睺寺住持、老格隆,般若寺、寿宁寺、镇海寺、七佛寺住持蟒袍等。

 

    嘉庆帝只有一次西巡五台山,时间是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他瞻礼涌泉寺、台麓寺、白云寺、殊像寺,朝拜五方文殊,遍览金刚窟,在显通古刹瞻礼佛祖圣容,观赏明代铜殿和金刚宝座铜塔,在塔院寺瞻仰释迦文佛舍利塔和文殊发塔,登上西北大岭,首谒元初帝师八思巴驻锡过的寿宁寺和唐代密宗道场玉华池,看了五百罗汉。回銮时,嘉庆帝命将《钦定清凉山志》一书续行纂辑,最后成书《西巡盛典》。

清帝西巡是清宫廷佛事活动的延续,促进了五台山地区佛教的发展,对西巡所经地区的经济、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鲁豫篇

 

    山东省简称鲁,河南省简称豫,这两省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既有名山大川,又是文化发达地方。康熙帝、乾隆帝观风问俗,祭祀孔子,巡幸的足迹也留在了鲁、豫大地上。

 

    康熙帝六次南巡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当年十月初十日登上泰山最高顶;十一日,在东岳庙祭祀了泰山神。十一月十八日,回銮途经山东曲阜时,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典礼。康熙帝还遣礼部尚书等往曲阜的周公庙读文致祭。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正月十七日,康熙帝在泰山麓向岱宗行礼,并谕令出资整修上下岳庙和元君诸祠。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回銮,御舟泊仲家闸时,康熙帝御书“圣门之哲”匾额,命悬挂子路庙,还赐衍圣公孔毓圻御书匾额。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第四次南巡,康熙帝再次登上泰山祭祀,驻跸宿迁县司吾驿时,遣大学士熊赐履祭先师孔子。康熙四十六年(1707)第六次南巡,御舟泊恩县方阡时,遣大学士席哈纳祭先师孔子。

 

    乾隆帝在六次南巡中,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回銮从陆路至泰安,祀岱庙拈香。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回銮到曲阜谒孔林,亲祭孔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回銮时到邹县祭孟子庙,再到孔庙行礼,谒孔林,登泰山,至玉皇顶拈香。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经过山东时,乾隆帝派遣官员祭祀了周公和孔子。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在曲阜谒见孔子庙。此外,乾隆帝还在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二十一年(1756)二月、三十六年(1771)二月、四十一年(1776)二月、五十五年(1790)二月,专门五次东巡山东,拜谒岱庙,祭祀孔子。

 

    康熙帝和乾隆帝出巡山东,主要是祀岱祭孔,当然,也有省方问俗、考查吏治的内容。祀岱,就是通过祭祀泰山,感谢上天的“授命”之恩,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生活的安定,同时也表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祭孔,就是祭祀孔子,这与清朝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有密切关系。崇儒重道,即崇孔尊朱,提倡理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崇儒重道首先表现为崇孔尊朱。康熙帝、乾隆帝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就是通过这一行动,进一步拉拢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皇帝出巡到河南,只有乾隆帝一次,在乾隆十五年(1750)。这年的八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谒陵,并出巡河南省方问俗。出巡中,乾隆帝到彰德府文庙行礼,还到了精忠庙,遣官祭祀了关帝庙,又到了百泉书院、嵩阳书院,还到了中岳庙致祭,登上了嵩山。

 

    康熙帝、乾隆帝的鲁豫行,有利于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

 

京畿篇

 

    临近京城的地区称京畿。从顺治帝开始,清朝皇帝在京畿地区往来匆匆,有时是全方位的出巡,有时只是巡视其中的某一地区。处于康乾盛世时期的康熙帝和乾隆帝,这方面的行动尤为突出。

 

    清朝皇帝出巡京畿地区,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拜谒东西陵,二是南苑行围,三是盘山揽胜,四是天津阅河。

 

    首先是拜谒东西陵。东陵指的是清朝在昌瑞山的陵寝,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城西北马兰峪附近的昌瑞山下,包括顺治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顺治帝的孝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等。西陵指的是清朝在永宁山的陵寝,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太平峪,这里有雍正帝的泰陵、孝圣宪皇后的泰东陵、嘉庆帝的昌陵、道光帝的慕陵等。清朝的谒陵制度规定,每年以清明、中元(七月十五日)、冬至、岁暮为四大祭。所以,拜谒东西陵,是清朝皇帝京畿行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南苑行围。南苑,也称南海子。清朝建立后,沿袭了明朝制度,每年春冬,皇帝要到这里打猎,练习武功,锻炼军队。如果遇到军事行动,在出征前,部队要到这里集中,供皇帝检阅。南苑作为皇帝的御园、狩猎和阅军的场所,条件非常好。这里有水泉七十多处,树木茂盛,水草丰美,鹤、鸭、雁、雉等飞翔往复,獐、鹿、狐、兔等奔跑来去。不仅如此,南苑还有整齐的建筑物、完备的管理机构,既供皇帝使用,又可防止一般百姓私自闯入。

 

    再次是盘山揽胜。盘山在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城西二十五里,号称京东第一山。这里景色四季各异,每当春夏之交,山花烂熳,桃杏争妍。夏天雨后,层峦碧染,万壑堆青。秋尽冬初,百果飘香,红叶遍山。严冬时节,白雪皑皑,苍松点翠。另外,盘山山势雄伟险峻,山峰林立如削;非常奇特,远远望去,层峦叠嶂,崒嵂排空。盘山方圆百里,南距苍溟,西连太行,东放碣石,北负长城,人称仙佛胜区,天壤大观,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最后是天津阅河。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青河、永定河的汇合处和出海口,有“九河下稍”之称。此外,天津地区还有许多沽和淀。这些河、沽、淀经常形成水患。有的河与淀通,易致淤塞;有的沽地势平衍,每遇暴雨,便群流涨溢,茫无际涯,造成很大危害。清朝皇帝巡幸天津,主要是为了阅视河堤淀闸,指示机宜,求得畿辅地区民生安全。

 

    清帝出巡京畿地区,对于稳定统治、提高清军战斗力、减轻水患、改善民生、融洽民族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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